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的揭晓，眼下正是报志愿的关键时期。人们都说报志愿是第二次高考，其重要性可见一斑。在网上进行的填报志愿咨询中，我们发现，学生和家长们越来越关心入学以后能不能转系或者转专业，而如今高校转专业的门槛日益降低，给了学生更多的选择机会。

　　“当年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我就对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比较感兴趣，不过由于分数不够，最后被调剂到了哲学专业。没想到上了大学以后还能够转到自己喜欢的专业，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小马是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的大一学生，她谈到自己顺利地转到劳动人事学院的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时候，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与小马有着同样心情的同学并不在少数，今年人民大学共有43名本科生成功实现了转专业的梦想。随着转专业门槛的日益降低，大学生们有了“第二次选择专业”的机会。

　　门槛逐步降低

　　早在2002年，曾有一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有42.1%的大学生对所学专业不满意，65.5%的大学生表示如有可能将另选专业。然而，长期以来“一考定终身”的教育模式和惯性思维使得转专业的门槛高不可攀。

　　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卢晓东介绍说，我国这种专业教育的模式形成于1952年下半年，也就是建国以后第一次院系调整时期，完全是模仿苏联教育的做法。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教育部门根据各行业所需人才的数量和类别进行招生，并把毕业生分配到提出人才需求的单位中去，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1985年。

　　改革开放以后，这种只重视国家整体行业需求而忽视个人兴趣的人才培养模式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一些高校开始允许学生入学以后转专业。比如北大在80年代初就允许转专业，人民大学85年就有关于本科学生转专业的暂行规定，

　　但是，实际上当时每年成功转专业的人数相当少，每年最多也就一两个，主要原因就是转专业的门槛过高，一般学生很难符合条件。人民大学教务处处长陈岳教授介绍，当时只有符合下列情况之一者，才准许转专业。一是学生确有专长，转专业(系)更能发挥其专长者；二是个别学生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者生理缺陷，不能在原专业学习，但尚能在拟转入专业学习者。

　　这些苛刻的条件实际上大大降低了转专业的可能性。近年来，随着“以学生为本”办学理念的发展，很多高校都相应取消了一些转专业的门槛限制。北大99年就规定，学生只要一年级的学习中没有不及格的课程，均可提出转专业的申请。人大也在2002年放宽了转专业的申请条件：已修公共课的成绩在“良”以上，专业课成绩在“中”以上；高考入学分数一般不低于转入专业当年的可比最低分；在校期间未受过任何纪律处分等。2002年，复旦大学244名本科生成功转系的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复旦学生可以提出转专业申请的资格也不高，凡一年级学生平均成绩为70分左右或以上者均可提出转系,而据了解，复旦今年甚至彻底取消了申请转专业的成绩门槛。

　　在这样一个宽松背景下，申请转专业的人数大幅增加。据介绍，北大每年有二三百人提出申请，人大也有一百余人。

　　转专业应有序进行

　　硬性规定的放松体现了高校教育理念的变革，北大教育部卢晓光副部长认为，在政策上放松对学生转专业的限制，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专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进步。一方面从经济意义上来讲，学生对所学专业感兴趣，将来从事的是自己擅长、喜欢的工作，才有可能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从人本意义上来讲，如果学生学习的不是自己喜欢的专业，那么这不仅是对教学资源的浪费，也是对学生自身的浪费。

　　对于转专业，学生们当然是积极赞成。在采访中，不少同学都表示自己选择的专业是自己的兴趣所在。可是，仔细观察不难发现，学生们的兴趣无一例外是在“热”专业上，像人力资源、法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等。小马说，她所在的哲学系，很多同学都是因为分数不高被调剂过来的，大家的兴趣并不在此，所以这次他们系申请转专业的同学有十来个。

　　在记者采访的几位同学当中，大多数都属于小马这种情况：高考发挥欠佳，被调剂到非志愿专业的专业，这些专业大多是所谓的冷门专业。还有一部分是高考报志愿时，盲目听从父母或者老师，并没有对所学专业和自己的兴趣特长进行深入的了解，到大学以后才发现自己不适合这一专业，从而希望转入自己感兴趣的专业。

　　这种动机无疑造成了这样一种现象：大量冷门专业的同学申请转入热门专业。基于这一点，许多专家认为，无限制地自由转专业在目前高等教育的具体实际条件下很难实现。

　　人大教育处陈岳处长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相对短缺，无法满足学生自由选择专业的要求。特别是扩招以后，高校的师生比已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甚至是超饱和状态，如果放任学生从冷门专业大量涌入热门专业，无疑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教育资源的紧张，导致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

　　陈处长还说，高等学校各专业在市场需求上体现的冷热不均现象也妨碍了自由转专业。高校的专业设置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从发展战略的长远利益出发，对一些社会需求不大的学科专业，必须有计划地进行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而如果允许学生自由转专业，则会导致一些热门专业人满为患，而冷门专业无法正常进行教学的失衡现象。另外，高校现有各专业的录取成绩存在很大落差，如果太多的低分专业的学生涌向高分专业，有可能会使高分专业的学生认为是不公平竞争而产生抵触情绪。

　　北大教务部卢副部长也强调，学生转专业不能完全放开，除了硬件条件的限制以外，更为关键的是大学建设要注意学科平衡。他说：“一所大学之所以称之为大学，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一所商学院或者法学院，而在于它合理的学科配置，在于它拥有一些具有人类恒久价值的学科，艺术、哲学、历史、物理等学科的价值非常重要，只是我们短期内看不到而已。”

　　实际上，允许转专业的高校越来越多，但是没有一所高校是不加限制的，各学校对转专业的人数比例、审核要求、批准条件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只不过在宽松程度上不同而已。对于专业冷热不均的现象，各个学校更多的是把选择的主动权交与各个院系，学生如果想转入一些热门院系，如商学院、法学院、新闻学院等，往往要通过难度较大的专业课考试，甚至面试。

　　未来发展方向

　　有条件地允许转专业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我们不禁要思考：我们未来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否有一种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消弭转专业这种现象呢？

　　北大教务部卢副部长认为，转专业现象的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长期以来对“专业”内涵的理解。我国高校“专业”这一概念带有很强的实体意味，而英文中的“major”(专业)仅指一系列有一定逻辑关系的课程组合，相当于一个培训计划或我们所说的课程体系。学生修完这一系列的课程，就成为这一“major”的毕业生，也就是说，专业背后并没有单独归属的师资、实验室等，它并不是一个实体组织。学生入学的前一两年用来学习公共基础课程，之后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某一“专业”的课程组合。因此，他们也并不存在“转专业”的问题。

　　北大目前正在实施的“元培计划”试验，学生所面对的专业概念，就有这种新的内涵。元培计划的学生，第一年学习公共课程，学生进校时只按文、理分类，不选择专业，第二学年则可开始选修一组课程，课程学习完毕之后，就成为这一专业的毕业生。元培计划，本身没有固定的任课老师；元培班，是由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的班级体。

　　这种人才培养模式借鉴了外国高校的一些做法，尊重学生兴趣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转专业的现象。卢副部长还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名“元培计划”的学生，高考时分数较低，如果按照常规录取的话，他只能进入地质系，但是参加了元培班以后，老师发现了他在数学方面的特长，在选择数学专业以后，他的成绩也一直保持在前十几名。

　　从2001年创办元培班以来，招生人数已经从80、100、130上升到今年计划的160人，可见元培班受欢迎的程度。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无疑是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方向，这种新的知识传承模式有可能使“转专业”的概念根本消失，代之以“确定专业(declare major)”的崭新概念。但是，教育资源的限制决定了我们只能在坚持这样一个方向和理念的同时逐步放开。